2015-2021年左右（特别是2021年之前），诸多Biotech怀揣着成为Biopharma的梦想，并且其商业计划和融资故事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重资产投入+资产保值”的模型之上。

一、为什么当时流行这种模式？

• 资本环境驱动：那是一个资本极其充裕的时代。港交所18A和科创板为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打开了大门，大量热钱涌入。投资者需要看到公司有清晰的、能快速实现商业化的路径。自建产能（CMC）和生产线就成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这意味着公司打算并且有能力自己生产卖药，而不仅仅是一个研发型公司。

• “自主可控”的叙事：为了讲好故事，公司会强调自建生产基地可以确保核心产品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被CDMO（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卡脖子，并能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这在当时地缘政治和供应链安全焦虑初显的背景下很有市场。

• 对监管和市场的误判：诸多公司乐观地预估了其管线的成功率和上市后的市场表现。他们认为第一款产品成功上市后，很快就能填满自己的产能，并利用同一平台生产后续管线产品，实现规模效应。他们假设的是“建厂-投产-畅销-盈利”的理想线性路径。

• 资产升值的幻想：受过去几十年中国房地产“只涨不跌”的思维惯性影响，部分决策者潜意识里确实将工业地产也视为一种保值增值的资产。他们认为即便最坏情况发生，这块地和厂房本身也是值钱的，可以抵押融资，为公司续命或转型提供现金流，相当于上了一道“保险”。

二、这个模式的逻辑漏洞和现实风险是什么？

事后证明，这个模式的假设非常脆弱，最终导致了大量资源的错配和如今诸多Biotech的困境。生物制造设施是高度专用性资产，而非通用房地产：

• 贬值极快：生物药的生产设备（如生物反应器）、纯化系统以及整个厂房的设计都是为特定产品、特定工艺量身定做的。一旦产品研发失败或上市后销售不及预期，这些专用资产很难转作他用，其残值远低于投入成本。银行对其价值的评估会非常保守，抵押打折率会非常高，甚至根本不愿接受其作为抵押品。

• 维护成本高昂：一个GMP级别的生产基地即使闲置，也需要巨额费用来维持其验证状态（Validation），包括空调系统、水系统、设备维护和人员成本，这成为了沉重的财务负担。

• 巨大的资本消耗（Cash Burn）：建厂买设备是“现金老虎”，巨额的前期投入会迅速消耗掉IPO募得的资金，使得公司没有足够的“弹药”去支撑更长期、更关键的研发和临床实验。一旦产品管线出现延迟或挫折，公司将立即陷入现金流危机。

• 资本市场寒冬：2021年后，全球生物医药投资降温，IPO窗口几乎关闭，再融资变得极其困难。那些把钱变成钢筋水泥的公司，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新一轮融资来输血，陷入了“厂房建好了，钱却花完了，产品还没上市”的绝境。

• 内卷与医保谈判：PD-1等热门靶点的极度内卷和国家医保局的强力压价，使得很多药品的商业回报远不及预期。即使产品成功上市，其销售额可能也无法覆盖自建工厂的固定成本。

三、如今的反思与模式转变

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整个行业和投资界都在进行深刻的反思。现在的共识越来越清晰：

• “轻资产”运营再次成为主流：新一代的Biotech更加聚焦于核心研发（R&D）和临床开发。市场未成熟情况下将生产环节外包给CDMO被认为是更明智、更高效的选择，并大大降低了前期资本支出和运营风险。

• “虚拟生物制药公司”（Virtual Biopharma）模式受到青睐：公司只保留最核心的团队，负责战略、研发和项目管理，将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生产、甚至部分商业化全部外包。

• 投资人更加谨慎：投资人在评估Biotech时，会极度警惕那些计划将大量资金用于重资产建设的公司。他们会更仔细地审视其管线价值、临床策略和现金使用效率。

• Biotech≠Biopharma：行业认识到，并非所有Biotech都需要、也都应该成为Biopharma。聚焦于技术平台和早期研发，然后通过授权合作（License-out）给大型药企来实现价值，是一条同样成功甚至更优的路径。

总结

Biotech欲成为Biopharma是行业在资本狂热下的一次集体“试错”。上一波Biotech潮的教训在于，许多初创公司在产品商业化前景还不稳定的时候，就盲目举债建厂，最终出现现金流断裂的风险。

彼时将Biotech的估值建立在厂房设备等硬资产之上的想法，本质上是对生物医药行业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特点的误解。厂房设备无法提供安全的资产底裤。

真正的核心资产始终是客户对产品的认可（Customer Validation），或者说市场认可（Market Validation），这才是企业最核心、最无法被轻易复制的资产。

声明:本文系药方舟转载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网站留言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