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耀舟博士是中科大和中科院联合培养博士，曾参与中科院基因组重点实验室的筹建和研究工作，也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并且获得国家及上海市多项科研基金，是学霸，也是中国本土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从事临床研究中心实验室工作十多年，史博士熟悉中心实验室的整体运营，也对中国临床研究相关法律法规、ISO和CAP认证、质量管理规范和合规要求了如指掌。他经历过几十次跨国药厂的实验室稽查，也曾代表药厂对外部实验室进行多次质量稽查。更作为行业代表多次与国家卫计委、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和海关商检部门对话和沟通。

跟从事临床研究的大咖们比起来，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1997年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没有跟着留学潮出国，而是静心地来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跟着赵国屏院士做功能基因组和遗传病的研究。博士毕业后就到了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中心，从研发做起逐步走上管理岗位。

2008年，美国最大的独立实验室Quest诊断开始在中国组建团队，我就到那边做了中心实验室的GM，在那搭建了整个团队和技术平台，主要承接一些全球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的实验室检测工作，葛兰素史克、默克、诺华等都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2008-2016年之间参与和负责了上百项的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中国实验室检测和国内注册研究的实验室检测工作，其中不乏捷诺维、Benlysta、阿法替尼、来那度胺、替诺福韦、AFINITOR等重磅药物。

在Quest中国工作的几年里，借助于中国临床研究的大潮，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增长率一直远高于全球同期。去年，公司临床研究这一部分业务跟昆泰中心实验室合并组建新的合资公司（Q2 Solution），我参与了中国区整合的过程，最后出于战略的考虑，总部保留了北京实验室，关闭上海实验室，我因为个人原因选择了离开。

同时，中国最大临床CRO泰格医药和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迪安诊断也看到这个市场，以及临床研究中心实验室前瞻性的业务给临床诊断业务带来的引领和行业渗透的机会，于是两家联合组建了合资公司观合医药，我于2016年3月加入观合医药，负责整体运营工作。希望能够利用泰格的临床资源和迪安的实验室资源，专注于临床研究中心实验室业务，逐步通过和中国本土创新药物企业的全面战略合作，改变国内传统的临床研究实验室检测的生态模式，顺应国内监管机构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提供国内外药厂需要的高质量、高合规、快速灵活和成本可控的全方位涵盖生物标志物开发、安全性检测、生物分析、样本管理、物流管理、项目管理和数据管理等业务链的中心实验室服务。

史耀舟博士现任上海观合医药实验室COO

记者：中心实验室这种机构是如何开始的？

史：中心实验室是二三十年前从国外开始的。没有中心实验室之前，很多研究的实验室检测工作由药厂自己的实验室完成，后来FDA发现这种数据有偏差，不具公正性，所以药厂陆续把实验室剥离出来，被Quest，科文斯，PPD等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购买，中心实验室概念和市场基本形成，并随着药厂对中心实验室的需求发展起来：首先，FDA希望决定药物安全性和效果的实验室数据更加独立和公正；第二，临床研究在欧美国家会选择很多小型的研究性医院和诊所，没有充分的条件做实验室检测，客观上导致了药厂只能把样本运到第三方实验室，而把病人集中在一个实验室这样的模式从科学性上来讲，会把不同实验室产生数据的偏差降到最低。

记者：中心实验室包括哪些检测内容？

史：中心实验室早期主要是监控安全性，就是病人身体体征的检测，包括血常规、生化、各类肝功能检测。逐步发展到与药物疗效相关的重要关键性指标的检测，比如糖化血红蛋白、血脂、病毒载量等。

近十年来随着生物标志物在临床研究筛选病人的应用，为了提高临床研究的成功率通过一些生物标志物合理地将入组病人进行分层分组，寻找最适合这种治疗方式的病人来做临床研究，以提高入组的有效性以及疗效，由于这些检测的复杂度以及对于实验室检测平台和人员的高要求，越来越多的生物标志物检测都将由中心实验室完成。

记者：中心实验室跟医院的临床实验室相比的优势和劣势？

史：第一，中心实验室的检测会大大减少不同实验室产生的数据的系统偏差，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第二，中心实验室减少了临床团队的管理成本。因为它不仅仅提供实验室检测，还包括项目管理、物流管理、样本采集包和条码提供、指导医院采样，以及数据分析和管理等工作。而与各个医院实验室的合作则需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跟踪和管理，由于体制问题中国不同的医院的要求和服务意识都会增加申办方的管理成本；

第三，中心实验室在GCP、GLP的合规性方面要大大高于医院实验室，在数据和样本的溯源性、记录的完整和规范性、IT系统的合规性、同一病人连续检测指标的综合评估，以及检测质控的要求上，中心实验室按照研究项目进行管理的商业模式远优于以临床诊疗为目的的医院检验实验室的模式。

第四，数据管理成本比较低。医院实验室每家的报告格式、参考范围，甚至小数点位数、单位都不一样，同时还依赖于人工数据的EDC录入，导致后期数据分析的成本和时间大大增加，而中心实验室会前期和申办方沟通确定数据格式和接口传输方式，就避免了人工输入的错误，大大减少了申办方DM的工作量。

当然，中心实验室跟医院实验室比起来费用会略高一点，由于采用最好的检测方法和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检测费用会相对增加，另外还有物流成本。但从整个药物开发整体预算来看，这部分成本的增加其实只是把后期数据管理的成本和临床运营涉及实验室检测的管理成本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对于实验室的检测数据大大增加了可靠性。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中心实验室的时效性相对来说差一些。医院是收到样本当天出结果，中心实验室由于有样本运输的时间需要两到三天出报告。但是对于生物标志物来说，由于检测平台的复杂度以及临床普及率，中心实验室的生物标志物的时效性能够满足临床和研究的要求。

记者：中心实验室的推广面临哪些困难?

史：中心实验室的推广一个主要的挑战还是物流成本和检测价格， 其次就是中心实验室面临的客户个性化的要求，随着CFDA对于临床研究数据核查的展开， 大家逐步认识到中心实验室数据的重要性和合规要求， 但是国内从监管机构到申办方对于临床研究中心实验室的检测工作和合规要求还在逐步地学习，目前在中心实验室检测业务上经常会碰到研究机构和申办方用PK研究的规范来要求中心实验室检测。PK生物分析检测和中心实验室的检测在很多地方存在着不同，PK作为一个衡量药物，特别是仿制药的药效方面是一个最关键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而且PK检测通常都是一个全新的自建方法学的开发和验证过程， 很多检测指标都是未知的，需要通过大量的分析验证来证明方法和基质的可靠性， 而中心实验室检测的方法学通常都是商业化的、常规的、成熟的，并经过大量临床验证的， 而且中心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必须和临床的结果和疗效结合之后相互印证才能够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以在检测过程的要求以及对于数据和项目管理的方式上是和PK研究是不同的。这一年多来我们跟国内的药厂和机构关于中心实验室的样本采集、运输过程、稳定性、原始数据和记录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地沟通和讨论，全面接受国外中心实验室行业的标准和理念还是面临一些具体的挑战。

记者：中心实验室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吗？市场规模多大？

史：中心实验室的市场相对临床CRO来说是比较小的，全球的规模也就40亿美金。中国的市场很难预测，国外绝大多数药厂会用中心实验室，所以容易估计它的规模，而中国大量企业在用医院实验室，很难评估。我们曾经把大的独立中心实验室加到一起，估计中国的市场大概在6-8亿人民币，但大部分业务还在医院手中，当然也意味着商业化的中心实验室有着发展的空间。

近两年，本土公司会选择中心实验室检测一些重要指标，因为知道医院之间差别太大，集中在一个实验室做能提高药物的成功率，但其他的一些检测还会选择医院，其实分开两部分做管理成本更高，我们需要去宣传，影响申办方和医院。

记者：据了解，遗传办对生物采样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审批流程？

史：外资药企包括含有外资成分的国内创新药企或CRO，涉及生物样品分析与数据使用都要先通过科技部遗传办（科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的前置审批。给药厂带来的挑战是延长了启动时间，浪费了人力物力去准备大量的文件，流程繁琐且时间节点不容易完全踏准。药物研发行业和科技部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一直保持着沟通的渠道， 科技部在2016年也确实加快了评审的时间， 但可能离行业的希望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行业内一直也在呼吁希望在监管方式上有创新，希望审批流程和要求做出适合临床研究的变革，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鼓励创新和研发，据说遗传办近期也会出台一些新的操作细则，我们期待一些有利的变化。

记者：遗传办的审核标准是什么，通过率高吗？

史：现在审批一般会看样本采集的数量和类型是否跟临床研究直接相关，确实跟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有关的样本的采集会批准，通过率也是很高的， 对于一些目前分析手段和分析靶点不清楚的样本和队列的采集， 遗传办会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批标准。目前遗传办还是保持开放沟通的态度，接受药厂的各项咨询，建议多和遗传办受理团队沟通。

记者：您对自己今后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的？

史：从事实验室的工作已经快20年了， 相比而言还是非常喜欢临床研究中的实验室检测工作， 喜欢药物研发的氛围和生态环境，也符合自己对于实验室检测的高质量和数据的科学性和合规性的价值追求，应该会继续在这个领域坚持走下去，以前在Global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每年会看FDA批准的新药里面有多少是自己实验室参与的，会有很大的参与感和成就感， 现在在国内中心实验室工作也希望更多负责的项目获得CFDA的批准尽快惠及中国的病患。

生物标志物和伴随诊断的开发在中国还没有特别明晰的策略和路线，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国外的生物标志物和伴随诊断跟药物共同开发的策略，我们希望跟中国的药厂特别是做肿瘤药研发的药厂共同合作，在早期能够更多介入方案讨论中去，从Biomarker实验室检测的角度给出建议和意见，为他们做新药开发提供帮助，也为中国的新药研发事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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